k8凯发原标题：【理论探索】张国胜：马克思机器大生产理论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实践与启示——基于19世纪英国与1980年以来美国的比较

　　【内容提要】马克思机器大生产理论科学揭示了机器在社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及其引发的生产方式等，具有跨越时空的穿透力与生命力。在数字经济时代，机器主要是具有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其出现及其广泛应用是资本逻辑为实现自身而创造的条件；但智能机器人并没有超越马克思“机器制造机器”的理论逻辑、传统机器的工作机制以及机器的资本属性。对比第一次工业时期英国与1980年以来美国的社会生产，数字经济时代以智能机器人为核心的机器大生产践行的仍然是资本的逻辑，其结果仍然是生产率快速上升与工人收入停滞不前的背道而驰、资本统治劳动的能力提升与范围扩张、财富沿地理边界线的两极分化、工人为生存而进行的持续斗争。机器大生产的问题在于制度而不在于机器，为最大限度发挥以智能机器人为核心的机器大生产的积极作用并规避其对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利冲击，我国需要加快顶层设计，构建一揽子的制度体系。

　　科学的机器大生产理论是经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认为19世纪的英国工业推动形成了以机器为主导的机械化生产方式，这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持续高速增长，但也加剧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并引发了生产方式。在数字经济时代，以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产业，带来了工业生产的自动化与具有人工智能的机器人，社会大生产体系开始向自动化、智能化全面转型，“无人工厂”“无人车间”不断显现。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数据，2010—2020年全球工业机器人的年新增安装量、运营存量分别从12.1万台、105.9万台迅速扩张到38.4万台、301,5万台，年均增速分别为12.2%、11.0%，均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的趋势。这种以机器人生产为核心的机器大生产推动了各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也带来了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的持续性变革。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目前，社会上有一种普遍乐观的趋势，有些学者认为以机器人生产为核心的“无人工厂”和“无人车间”能够克服机器大生产带来的生产危机，推动社会走向“后资本主义”；也有些学者认为“由机器人来生产机器人，活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将等于零。因此，只需要技术变革就可以实现主义”。然而，在数字化转型最早、工业自动化程度最高的美国，以智能机器人为核心的机器大生产并没有推动美国走向“后资本主义”，相反带来的是收入两极分化的日趋严重、失业现象的日趋普遍、传统制造业城镇等“铁锈”地区的日趋衰退等。美国学者阿西莫格鲁等的实证研究表明，在每千名美国劳动者中增加1台机器人，就业机会会降低0.2%、工资收入会减少0.42%。这引发了美国工人的群体性危机感。2017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85%的受访者支持用管制政策将智能化限制为危险工作岗位，有58%的受访者认为，“即使智能机器人再好再便宜k8凯发k8凯发，也应该对机器人取代工人岗位的数量加以严格限制”，其与19世纪英国工业时期工人对机器的反应如出一辙。即使美国学者也认为，“数字技术和机器人带来的自动化对美国的去工业化、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以及群体之间的收入不平等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为什么美国的现实与学者的乐观估计存在如此强烈的反差？显然，在学理层面理清这些问题并捍卫马克思机器大生产理论的科学性，不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且有助于中国更好地促进“数字经济时代的智能化生产”。

　　马克思很早就注意到了机器在社会大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机器表现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的、使一般生产方式发生的起点”。在《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马克思深入系统地阐述了机器的产生及其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其中，有三点最为关键：一是机器大生产推动资本主义飞速发展，但导致了工人收入的停滞不前；二是机器大生产带来了“机器对工人的排斥”并促进了工人对机器的全面依赖；三是机器大生产产生了它的对立物并导致了机器与工人的相互对立。

　　在机器大生产理论的逻辑中，机器产生于工场手工业中的劳动工具，但机器并不等于工具或复杂的工具，其本质区别在于机器通过改变工人和工具的关系推动了生产方式变革。马克思认为：“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这种变化使得工人从生产过程中工具的支配者转变为机器的附属物。机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机器生产的最大特点是自动化和联合化，从而实现工业生产流程之间的彼此配合与相互协同。马克思在研究19世纪中叶纺织、造纸、机械制造等工业生产时指出：“机器生产的原则是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并且应用力学、化学等等，总之应用自然科学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由于只有雇佣工人的劳动才能创造剩余价值，机器或机器生产只会剥夺工人的剩余价值，并不能产生剩余价值；但在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运作的逻辑支配下，机器能够成为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加速器”并引发了生产关系变革。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机器大规模使用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尤其是扩大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这是机器大生产的唯一动机与直接目的；二是更好地控制工人，这是稳定资本家利润源泉的需要。随着机器生产不断替代家庭作坊中的传统手工生产，机器大生产开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占据主导地位。机器大生产是资本主义大生产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体现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跨越，使得资本主义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然而，由于机器服务于资本并从属于资本家，机器大生产带来的高增长与高收益只是流向了资本家，劳动者的实际工资长时间停滞不前甚至不断下降。在马克思所处的工业时期，产量的增长速度几乎是工人工资收入增速的4倍。“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工人唯一能看到的增长，只有在黑暗的、如地狱般的工厂中工作时间的增长。

　　机器大生产也带来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深刻变化。这一方面表现为机器以自然力代替人力，因而可以脱离人力的运转体系，突破人的自然限制与生理限制；另一方面体现为自然科学的广泛应用代替传统工人日积月累的经验技巧，随着劳动过程分解的细化且每个环节所需要劳动技能的日趋简化，雇佣工人的劳动就变成了男女老少都能从事的简单劳动。“因此，工人受到四面八方的竞争者的排挤。”其结果就是：其一，工人的劳动时间不断延长，在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本性驱动下，“机器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其二，工人的传统技能不断贬值，劳动力价值不断贬值，包括童工、女工等家庭全体成员均成为劳动大军才能维持基本生存；其三，机器对人的替代不断蔓延，机器大生产创造了大批失业者，也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了充足的产业后备军。马克思形象地描述了这一过程：“机器用不熟练的工人代替熟练工人，用女工代替男工，用童工代替成年工；因为在最先使用机器的地方，机器就把大批手工工人抛向街头，而在机器日益完善、改进或为生产效率更高的机器所替换的地方，机器又把一批一批的工人排挤出去。”机器大生产也促进了工人对机器的全面依赖。其一，机器大生产一方面按照现代工艺流程将产品生产过程分解为紧密相连的工序与环节，工人劳动只能完成生产过程的某个环节，另一方面又要求不同工序之间能够彼此配合且相互协同，在局部环节劳动的雇佣工人就必须服从于机器运转，他们作为机器的“组成部分”嵌入机器体系之中，起支配作用的是各个工序与环节之间的连续性。马克思指出，“工厂的全部运动不是从工人出发，而是从机器出发”。其二，机器大生产导致了劳动过程与工人劳动技能的分离，工人的特殊技巧就失去了任何价值，因而打破了传统手工工场中劳动技能的师徒传承与不断累积，“使用劳动工具的技巧，也同劳动工具一起，从工人身上转到了机器上面”。在这样的背景下，资本主义生产不再依赖工人的传统技能，弱化了资本家对工人的依赖；但由于工人的劳动技能在机器大生产过程中被逐步肢解为程序性的机械操作，这种“去技能化”进一步加深了工人对机器与资本家的依赖。

　　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其核心就是工人把自身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家并提供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从属于机器、机器又从属于资本家，机器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映射。一方面是资本依托机器控制了雇佣工人的劳动过程，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劳动过程对雇佣劳动者的奴役。机器大生产产生了它的对立物，也异化为资本统治的帮凶，这导致了卢德运动的此起彼伏并在代表资本的机器与雇佣工人之间造成了势不两立的斗争。其一，机器在与工人全方位的竞争过程中，通过扩大资本的剥削范围、延长工人的工作日时间、提升工人的劳动强度等渠道进一步加剧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就连李嘉图都认为，使用机器经常会损害工人的利益。这不是基于偏见和错误，反而是符合经济学的正确原则。其二，机器大生产强化了资本家的统治地位，资本家不但掌握了工人劳动的生产资料，而且依托机器还掌握了工人劳动的基本技能。马克思形象地描述这一事实：“企业主掌握着就业手段，也就是掌握着工人的生活资料，就是说，工人的生活依赖于他；好像工人甚至把自己的生命活动也降低为单纯的谋生手段了。”其三，机器成为资本应对工人反抗的利器，机器大生产弱化了资本对工人的依赖并改变了资本家在工人运动中的被动地位，在资本主义体制中，“机器是资本家阶级手中用以实行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因此，随着机器的出现，才第一次发生了工人对劳动资料的粗暴的反抗。

　　[1]刘大椿等：《审度：马克思科学技术观与当代科学技术论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

　　[2]〔瑞典〕卡尔·贝内迪克特·弗雷：《技术陷阱：从工业到AI时代，技术创新下的资本、劳动与权力》，贺笑译，北京：与建设出版社，2021年。

　　[4]〔英〕保罗·梅森：《新经济的逻辑：个人、企业和国家如何应对未来》，熊海虹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

　　[5]肖峰：《〈资本论〉的机器观对理解人工智能应用的多重启示》，《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6期。

　　[6]胡磊、任烨：《马克思机器观视域下人工智能的本质和应用探析》，《改革与战略》2020年第9期。